长期而言，美国关税政策无法根治其“双赤字”问题。
（作者叶冬艳系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欧阳辉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美国政府公布了激进的所谓“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计划，4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已授权对未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国家实施90天的关税暂停措施，在此期间大幅降低关税至10%。但对中国的关税上升到了145%，随后又豁免了针对手机、电脑、内存芯片等电子产品的关税。
虽然美国加征关税的对象、时间和税率仍有不确定性，但再次当选的特朗普一直认为关税政策是一把“有力武器”，可以保护美国制造业，并通过关税手段推动边境安全等更广泛的政策目标，更是解决美国“双赤字”，即贸易赤字（也即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并存问题的有效手段。
但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更多体现在经济结构性失衡与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之中，尤其表现为国内高消费倾向和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美国就已对中国实施了所谓“对等关税”。但经过七年后的202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仍高达3190亿美元，仅比2017年下降767亿美元。可见，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所谓“对等关税”并没有降低多少贸易逆差。
此外，据Upenn Wharton的模型预测，在特朗普目前所有宣布加征的关税都实施后，未来十年年均关税收入预计为2900亿美元，虽然比2024年的830亿美元大幅上升，但也只是2024年财政赤字1.859万亿美元的15.6%，美国政府仅依赖关税收入解决财政赤字的方案显然不可行。
美国的挑战：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目前，美国是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图表1是美国2015年至今货物贸易逆差。2022年逆差为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89%，创历史最高；2024年逆差为1.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57%。美国的贸易逆差自从2021年起一直维持在1.1万亿美元以上。2025年前两个月，美国逆差2891亿美元，同比增长58.30%。
图表2是2019年至2025年的美国预算表。以2025年预算提案为例，从预算构成来看，三大主要板块占比分别为：强制性支出占60%，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法定福利项目；可自由支配支出占27%，涵盖国防、教育等需要国会年度审批的支出项目；利息支出占13%，主要用于偿付国债利息。其中，利息支出的增速最为显著，从2019年疫情前占预算总额的8%快速攀升至2025年的13%，这一变化主要受到两大因素驱动：一是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历史性突破36万亿美元大关，二是美联储持续加息政策导致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与此同时，财政赤字问题也日益严峻，2025年联邦预算赤字达到1.781万亿美元，占预算总额的23.9%，预计占2025年GDP的5.9%，这一指标较2019年（赤字规模0.984万亿美元，占预算20.5%，占GDP4.6%）呈现明显恶化趋势，凸显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承受的重压。
威胁财政可持续性的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的飙升的主因是利率攀升与债务规模膨胀的双重压力。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在2019年疫情前约为2.14%，在美联储加息周期推动下，2023年10月一度飙升至5.43%；尽管此后两年小幅回落，2025年4月18日仍高达4.34%。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张，截至2025年3月已升至36.22万亿美元，是美国2024年GDP的123%，导致国债利息从2019年的3630亿美元激增至2025年预计的9650亿美元（占联邦预算13%），超过国防的9000亿美元，成为财政预算中增长最快的支出项。
当前，美国长期存在“双赤字”问题，即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已逐步演变为制约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结构性风险。首先，长期的净进口状态导致美元资本持续外流，使得美国对外资回流的依赖性不断加深，尤其表现在对外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依赖上。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亦处于高位。2025年联邦财政赤字预计为1.78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5.9%，主要由结构性支出所驱动，而非疫情等临时性因素。为填补财政缺口，美国政府不得不持续发行国债。
所谓“对等关税”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双赤字”问题。
贸易赤字
我们知道，除货物贸易以外，一个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之间还有服务贸易。常见的服务贸易有：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旅游（包括留学）服务、运输服务、以及咨询、法律等专业服务。
我们通常说的贸易逆差指的是货物贸易逆差。与货物贸易相反，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常年是顺差。图表3是美国自1999年至2023年的服务贸易进口和顺差。虽然服务贸易的规模和顺差的增长趋势被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断，但2022年服务贸易规模就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2023年，美国出口服务10266亿美元，进口服务7482亿美元，实现顺差2784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货物贸易逆差的21.5%。
美国的科技公司现在是对全球收租。像苹果、谷歌、脸书实际上现在都带有垄断属性，其垄断地位因网络效应而难以被颠覆。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攫取巨额利润。
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垄断地位一方面体现在美国的GNP长期高于它的GDP。图表4是自2000年起美国GNP与GDP差值，意味着美国公司在外国市场挣得的利润要高于外国公司在美国市场挣得的利润。该差值在2017年峰值时突破3200亿美元，此后逐步下降至2024年的776亿美元。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而中国、欧盟等对美国加征报复性关税，直接打击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当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如福特汽车在中国销量下滑、苹果供应链成本上升）。贸易战引发的市场波动推动美元阶段性升值，削弱美国企业海外收益的美元计价价值。
另一方面，美国公司在海外挣得的利润回流美国，增厚了这些公司的盈利、拉高了公司股价。图表5是标普500指数和美股科技七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亚马逊、脸书、特斯拉）市值自2013年初的走势。相比2013年初，标普500上涨了279%；美股科技七巨头的市值一度上涨了1480%，近期虽然有所调整，也累计上涨了1184%。
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所谓“对等关税”政策调整美国的贸易结构，但贸易赤字的根源更多体现在经济结构性失衡与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之中，尤其表现为美国国内高消费倾向和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我们知道消费受到财富和收入两方面的影响，同样收入的两个人，财富多的人更愿意消费。美国股市的上涨，特别是高科技公司股价的大幅上涨，给美国人带来了可观的财富效应，美国的消费占GDP比例要高于一般的发达国家。图表6是2023年不同经济体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美国的消费占比是67.9%，高于高收入国家的58.7%，也高于OECD国家的60.4%，更是大幅高于中国的39.1%。
美国经济长期依赖消费驱动，这种高消费模式虽拉动增长，却导致储蓄率持续偏低。加之政府长期赤字财政，形成显著的储蓄—投资缺口，只能通过大量进口满足内需，造成持续性贸易逆差。
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根据IMF数据，截至2024年底，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58%，远超欧元（20%）、日元（5.6%）和英镑（4.8%）等其他货币。这种独特的储备货币地位为美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特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非美国家必须通过出口商品和服务来获取美元外汇，而美国通过印制美元就能换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当某国出口一批产品到美国，获得美元后通常会将其用于：进口其他第三国的商品，但定价与结算仍以美元为主；投资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国国债（储备用途）。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需求强劲，这使得美国政府能够以极低成本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美国国债被广泛视为“无风险资产”，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入。这使美国拥有：较低的融资成本，即使在美国财政赤字连续多年超过万亿美元的背景下（2024财年赤字高达1.859万亿美元），美国仍能保持较低的融资成本；更大的财政灵活性，可以通过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维持高消费与高进口能力，支撑其贸易逆差结构。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只能作为结构性失衡的短期应对手段：一是通过抬高进口商品价格推动“进口替代”，刺激本土生产；二是作为谈判筹码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对美国产品的采购；三是更进一步，试图推动制造业回流，增强出口能力。这些政策难以根本改变贸易逆差的形成机制，只能在短期内或局部调整贸易结构。
在特朗普上一届任期内，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这导致美国对进口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自2018年初的3.1% 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左右的高点；后于2020年3月开始降至19.3%附近，仍处于较高水平。作为应对措施，中国也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进口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自2018年初的8%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8%的高点；后于2020年6月开始降至20.7%。
财政赤字
从财政角度看，所谓“对等关税”可通过两个渠道对赤字形成边际缓解作用：一是直接增加财政收入，二是间接扩大税基。
关税政策短期内对联邦财政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关税收入显著增加，2024年达830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116%，直接补充财政收入；若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还可能通过扩大税基和减少福利支出间接缓解财政压力。
图表7是Upenn Wharton对美国未来十年关税收入的预测。在特朗普目前所有宣布加征的关税，包括对中国的145%，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25%，对其他国家的所谓“对等关税”都实施后，不考虑因关税导致价格上升的影响，未来十年美国会进口27.7万亿美元货物，美国政府征收9.8万亿美元关税。但是加征关税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导致需求下降，预计进口额将缩减至19.6万亿美元。关税税率高的商品需求下降得更多，因而关税收入下降幅度更大、降至2.9万亿美元。
平均每年29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虽然比2024年的830亿美元有所上升，但是只是2024年财政赤字1.859万亿美元的15.6%，美国政府想仅凭关税收入解决财政赤字的计划根本行不通。
所谓“对等关税”带来的效应还受制于时间滞后和外部反制，如他国报复性关税可能抬高美国农业补贴和企业救助成本，同时消费品价格上涨加剧通胀，迫使美国政府增加社会保障等开支，部分冲抵关税增收效果。
此外，美国针对其他经济体的所谓“对等关税”，还会引致对方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报复行动，导致美国的服务顺差下降。比如，欧洲已经表示，如果美国坚持对欧洲商品征税，欧洲就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利润征税，甚至通过监管手段打破美国科技企业的垄断地位。4月15日，日本也对谷歌发起了反垄断调查。
如此一来，美国科技企业的收入减少、利润下降，它们的股价下降，美国股市下跌。随着财富减少，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也随之下降。虽然最终可能会部分实现特朗普的目标，美国的贸易逆差下降。但这不一定是美国想要的结果。
总结
长期而言，美国关税政策无法根治美国的‘双赤字’问题。贸易逆差本质上是美国高消费模式的结果，而财政赤字则源于结构性支出扩张与政治博弈。2024年关税收入仅占联邦预算的2%，对财政基本面影响微乎其微。此外，关税壁垒推高全球供应链成本，削弱美企竞争力，通胀压力更对低收入群体造成冲击，加剧社会政治风险。
特朗普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可能在短期谈判和局部逆差调整上有所成效，但缺乏缩小美国贫富差距、提高储蓄率、优化税制、控制支出等结构性改革，只能在短期内或局部调整贸易结构，而非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美国未来若无配套政策，其财政改善作用将越发有限。
